宮前町九十番地（紀念新版）

　
　　在一九八○年張超英改派東京赴任駐日新聞處長以前，
　　駐日代表處和日本新聞界的關係等於零。
　　因為沒有正式外交關係，私人關係愈形重要；
　　張超英以家族世交與日人要角的古舊情義逐一打破藩籬，
　　一步一步著手「整治」對日的新聞關係。

　　● 原本不看台灣一眼的日本主流大報《讀賣》、《朝日新聞》紛紛被他打開；
　　● 促使日本簽證從兩週到兩天；
　　● 一九八四年，成功安排新聞局長宋楚瑜「巧遇」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；
　　● 一九九四年廣島亞運時，日本主流媒體均以頭版頭條報導李登輝總統未能出席之事，也使代為出席的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成為當時家喻戶曉的人物；
　　● 一九九五年，李登輝總統訪美新聞首度登上日本各大報頭版，打破有史以來日本媒體的常規，也就是刊登與日本毫無關係的新聞及一位外國元首的新聞相片；
　　● 李登輝《台灣的主張》一書，從構思、催生到尋覓執筆人，若沒有張超英的籌劃與堅持，恐怕不可能誕生……

　　『他比一般人想得高、想得純潔，不覺自己位置渺小；
　　因為這樣單純的執著，竟能湧出巨大的能量。
　　不管是當時他所做的工作，或後來我們看到的這本書，
　　都散發出和他的地位不相當的光芒。』

　　★蔡亦竹（實踐大學應日系助理教授）：
　　張超英是一個時代的代表。
　　出生於日本時代，家族具有強烈的中華認同，卻在二二八事件後對於「祖國」的幻想完全破滅。張超英的青年養成階段，完全在張家過去認為是「殖民母國」的日本完成。而張超英個人的志業，卻又成就在二二八從大陸前來壓制台灣人的黨國末期階段。「認同」這兩個字對張超英來說，或許帶了點宿命般的諷刺。

　　這位自幼因為家境富裕而遊歷各國的「阿舍」，在昭和期養成了他充滿文化氣息的個人特質。和李登輝一樣，這位日式台灣青年歷經了政權移轉，帥氣地把自己所有人生的光和熱完全貢獻給了故鄉台灣。他的人生也是過去台籍精英在打壓和屈折之下，仍然活出自己價值、確立日後台灣人自我認同基礎的最佳典範。

　　身為台灣人，我們都應該看看這位前輩有時苦難、有時無奈，卻又華麗而永遠樂天的台灣人生。

　　★李昂（名作家）：
　　這本書記載的，不只是張家的家族史，毋寧也是台灣的一頁近代史！……讀者不妨從書中，體會一下那個過去的時代，台灣人的風華。

　　★劉黎兒（資深媒體人、作家）：
　　《讀賣新聞》記者戶張東夫曾對我說：「日台關係中應該特別列出張超英時代的一個章節，有張超英跟沒有張超英，日台關係其實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！」即使其後有些現實政治干擾，我的看法依然沒有改變，張超英可以在沒有舞台的地方創造出舞台來，這是他偉大的地方。

　　★陳柔縉（本書作者）：
　　十幾年來，無數輕鬆或嚴肅的談話裡，我從來沒聽過張先生一聲怨，怨權力者沒回報他更高的位子。我採訪過不少大小官員，十個有九個自認懷才不遇。轉頭過來看張超英，沒浸染半點官僚味，頗有權力名位於我何有哉的天真。他會抱怨、生氣、惋惜的都是事情沒做好，台灣沒辦法更有尊嚴、更進步、更民主。十幾年來，我有更長的時間檢視張先生的人格和成就，因而更容易流淚；他那麼淡然，那麼快意，反讓我幫他懷著委屈。

　　我們受惑於位子，誤以為位子高的，才是功勞大的，他們說的話才值得一聽，歷史是他們創造的，他們的身影才值得留在歷史。張先生讓我恍悟自己錯亂了甚麼是大、甚麼是小。我無意把張先生捧成大人物，但他絕非小人物。他那種要盡一己之力，不媚當道，讓台灣更好的純粹念頭和不謀權位的純情行動，值得大家體會與學習。 

作者簡介

陳柔縉
台灣大學法律系司法組畢業，曾任記者，現為作家、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兼任副教授。
主要著作有《總統的親戚》（1999）、《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》（2005，榮獲聯合報非文學類十大好書、新聞局最佳人文圖書金鼎獎）、《宮前町九十番地》（2006，榮獲中國時報開卷中文創作類十大好書；2016年紀念版）、《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》（2009，獲頒新聞局非文學類圖書金鼎獎；2016年全新增訂版）、《台灣幸福百事：你想不到的第一次》（2011）、《舊日時光》（2012）、《榮町少年走天下：羅福全回憶錄》（2013）、《廣告表示：老牌子．時髦貨．推銷術，從日本時代廣告看見台灣的摩登生活》（2015）、《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博覽會》（2018，獲Openbook閱讀誌「中文創作類」年度好書獎、鏡文化「華文創作類」年度好書）等書。


相關著作：《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博覽會（附1935年『台灣博覽會紀念台北市街圖』、『台灣博覽會鳥瞰圖』復刻版古地圖）》《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博覽會（附1935年『台灣博覽會紀念台北市街圖』、『台灣博覽會鳥瞰圖』復刻版古地圖，初版紀念簽名）》《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（全新增訂版）》《宮前町九十番地（十週年紀念版）》《廣告表示：╴╴╴。老牌子．時髦貨．推銷術，從日本時代廣告看見台灣的摩登生活》《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（經典版）》

〈和文部大臣的四代交情〉
 
在我改派東京以前，駐日代表處和日本新聞界的關係等於零。日本三大報紙分別是《朝日》、《讀賣》和《每日》，對台灣一個報導也沒有。NHK電視台和共同通訊社等等媒體就更不用說了。國民黨政府只和遙遙落居末位的《產經新聞》維繫關係。國民黨讓《產經新聞》出版《蔣總統祕錄》，《產經新聞》也是唯一特准進台灣的日本報紙。問題是，《產經新聞》在日本是少數右派支持的報紙，我認識的人，多數家裡沒有訂閱《產經》，政府卻只和《產經新聞》交情好，這讓日本真正的實力人物反而瞧不起台灣。
 
初到日本，我把目標放在改變這種可悲的現狀，但被潑不少冷水。
 
一九八○年一月我剛赴任駐日代表處新聞處長，第一次開會，我向馬樹禮代表當面建議說，現在不能只跟《產經新聞》交往，一定要想辦法開拓和《朝日》、《讀賣》等報社的關係。馬樹禮當時反應冷淡，好像聽到一則天方夜譚一般。開完會出來，同事也說：「超英，《朝日》和《讀賣》捧中共都來不及，怎麼可能理你台灣！」當時的政治環境的確困難。但每次開記者會，來者盡是三流記者或文化流氓，逼得我不服輸的個性難過，想到自己的國家被如此對待更難過。
 
我的一位老同事於一九八一年三月陪省主席林洋港到日本，好意勸我：「不要那麼辛苦做，做了日本記者也不理會，日本報紙也不會改變。倒是多和國內駐日特派員弄好關係，多幫馬代表寫寫文章，國內大老看到，會打電話給馬代表，馬代表會很高興」。
 
我有一次和《每日新聞》記者談天，他發覺我駐美多年，經驗不少，邀請我去報社演講。我正準備前往每日新聞社，他卻來電話道歉，說是報社的政策，也承受了壓力，不容許台灣官員去報社演講。去《讀賣新聞》也同樣發生類似問題。好像駐外的台灣官員有傳染病一樣，問題非常嚴重。同事們說的話不完全錯誤，改變現狀確實非常困難。但我有點理想派，內心還是有一股頑強執著，想找機會，努力試試看。
 
這時，我想起永井道雄先生的話，他知道我到東京任事，曾叮嚀我：「找一天到《朝日新聞》來看看我。」